等待那束 让灰尘跳舞的光
李振
小说是自生的，你无法刻意设计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破土而出。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文学潮流都只是偶然，犹如一场大雨恰好让那几株潜伏在那里的蘑菇见了天日。这需要足够的耐心，任其自然、充分地积蓄力量。这种等待往往是煎熬又令人憧憬的，就像在东北度过一个被大雪覆盖的漫长冬天，会有怎样的生机在雪下的黑土酝酿？
“腊月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咔吧脆响，做什么事容不得怠慢和犹豫，于是这里的人性子急，做事直截了当，来不得含糊拖延。而对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温和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不同，他们做事三思而后行，极为含蓄，也极为隐蔽，就像那时许多单位需要保密。保密单位都是用数字代替的，比方说，长春航空液压厂，叫133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叫652厂；厂办小学叫652小学，中学叫652中学。”在夏鲁平《遥远的筒子楼》里，两三句闲话式的交代几乎包含着长春的半部历史。这里有属于东北的文化性格，也有来自那个年代特定数字所隐含的荣耀，以及这荣耀远去后的失落与苍凉。那个时候，住在平房生起炉火的人家分外眼热652厂筒子楼里被生产车间余热充满的暖气片，而筒子楼里的人所羡慕的，却是罗叔叔炒菜的香气。但是，这个努力维持体面的大厂高工，却被撞见正从邻居沸腾的粥锅里舀米。这是小说中无声又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边是罗叔叔瘫倒在地，痛苦地揪起自己的头发，一边是母亲退回屋里，用手紧紧扣住“我”的嘴巴。他们的哭，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这压抑的寂静中，是一个体面人的崩溃与生活之难，也是母亲于相同的困境中对这种艰难的体谅和对罗叔叔无效却已竭尽所能的宽慰。许多年后，罗叔叔的儿子带着父亲遗留的日记与“我”相见，那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或者说罗叔叔后半辈子的心结才在小说里一一呈现。《遥远的筒子楼》讲述的不过是那个年代的日常记忆，但夏鲁平不怀旧，没有沉溺在工业老大哥的光辉岁月里，反倒写出了荣耀与艰难的共生。那是被外人羡慕的筒子楼中的苦楚，是一个知识分子欲求体面而不得，是一个善良女性的无奈和本不该她承受的自责，是在充满时代气息的荣光与现实生活的窘迫之间，人们依然试图带着尊严和人情味努力地生活与自我救赎。它不是缅怀那个远去的时代赋予东北的轰轰烈烈的最强音，而是在逼仄的筒子楼和荡气回肠的炒辣椒气味中重寻文学或生活之于东北的意义。
如果说《遥远的筒子楼》是有关当代长春的个体记忆，那么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则把笔触推向了更为久远的时空。事实上，很难一下捋清《小野先生》要专门写个什么，它短小的篇幅承载了过于复杂的内容。“我”和小野先生的见面首先完成了对长春风土与历史的扫描。这座城市在“我”眼中似乎有些尴尬：“夏季碧波如海，冬季白雪皑皑，但朋友来的时候，你能带朋友看绿色或者白色吗？”也许可以聊聊历史，于是有了当年的满映和后来的长影，有了规划、建造于100年前的新民大街和围绕它的伪满国务院和八大部，有了如今成为酒店的关东军司令部……但是，没有人的故事，这只能是索然无味的词条及注解，它还需要一些东西为之赋予生命。所以又有了勇气、爱情、怀念、困惑和救赎，有了活生生的人和可以被细细讲述的动人话语，莉央、小野先生一家以及寿喜烧老板的故事才被一座城市的历史巧妙地串联起来。小野先生的父亲和寿喜烧老板曾同在关东军服役，战争的创伤在很多年后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小野先生的母亲留下一封道歉信离开了家，而今天的莉央也是如此。历史学教授小野先生与莉央因写作相识，他只是想以文学的方式补全父辈们至死都无法讲出的故事：“普通人在历史里面，像一粒灰尘，什么都不是，它们能起的作用可能是让历史学家们因为灰尘过敏而咳嗽几声，可有的时候，在某些光柱里面，这些灰尘是能够被看见的，它们微小、轻盈，在光影里面颤动，舞蹈。我想，或许学习好写作技巧，就相当于有了一束能让灰尘显形、跳舞的光吧。”也许小野先生的话不只是作为情节存在，它还是作家对于文学的可能甚至是使命的理解。它的存在为小说人物所进行的选择提供动因的同时，也在写作的层面为那些有关城市或历史的讲述赋予了灵魂。正因如此，小野先生才会在伪皇宫的照片墙前显示出近乎“愚蠢”的执拗，这也是他在这座父亲可能留下痕迹的城市所必须给予自己的某种交代。它不再是对历史的考证或想象，而成为一个人面对情感、记忆或自我不得不寻求的一个出口，这就像莉央和小野先生的母亲决定离开，就像寿喜烧老板依靠滔滔不绝和酒精度过了后半生，就像小野先生的父亲在80岁选择自己抹掉了所有生活的痕迹。这不是人与自我或外部世界的和解，倒像某种被无限认定的自我毁灭式的撕扯与对决。它是人类心理与情感无法走出的莫比乌斯环，亦是文学与生活永远无法划清的界限，或许还是没有存在感的灰尘在磅礴的历史中仅可选择的存在方式。
那么，有谁见过清澈如二先生般的酒懵子？《二先生》可能是最契合于德北气质的一篇杰作。早晨一斤老酒，中午啤酒尽兴；上午工作雷打不动，正午时分准点收工。这听上去有点儿矛盾，可在二先生那里顺理成章。二先生爱逛早市，几样蔬菜和一小条五花肉足以解决一日的餐食，之后便可安心在旧货摊上寻些心仪的玩意儿。于德北几乎让早市成了极乐之地，早点摊蒸腾的雾气搭配着人物闲适的心境，那置身其中又飘忽其外的微妙感受使每讲下一分钱都觉得开心，让一买一卖“就像做游戏一样”。小说对生活细微场景的描摹显示着文学语言本身的趣味，而被叙述的人间喜乐又汇入人们忙生计的现实之中，不禁带出了苦中作乐的滋味。是的，二先生有酒有诗词，但也少不了俗世的烦扰。学编导的儿子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二先生便开玩笑似的要同他做一部纪录片，拍摄的对象自然是早市上再熟悉不过的商贩。仿佛一切都来得莫名其妙，但放在二先生身上，“他要干的事一定有他的道理”。至于纪录片最终获奖，更像是额外的赠予，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却是二先生给儿子上的重要一课。但于德北显然不想让小说变成“我们如何做父亲”的说教，他面对的是早市这一可被无限放大的市井生活。被拍摄的七户商贩各有各的故事，或者说他们在被拍摄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发现了夜以继日的疲惫中那些已然意识不到了的幸福、艰辛、悔恨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于德北没让二先生成为救世主或什么心灵导师，他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两次不完整的婚姻、帮前妻带大女儿、常去敬老院做义工，用酒精、一丝不苟的工作以及散漫的生活包裹或者说冲淡了内心苦楚的中年男人。二先生不是散仙，他更像市井江湖中落魄的游侠，他用看似消沉的生活来对抗生活的消沉，在细微处温暖他人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救赎。没有二先生的世界不会发生什么改变，正如没有二先生的早市依然生意兴隆。但没有二先生，早市便少了些味道，它让肉摊老板失去了为人提前切好五花肉的“再平凡不过的情谊”，让旧货商贩少了日常的“游戏”。《二先生》讲的是人情的饱满与凡人的力量，那种不经意的执念犹如照亮庸碌煎熬的灯火，让人在生存之外还能察觉某些可以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
等待是值得的，吉林文学正在不断展示它的生机，王可心的《风从北边来》、高君的《柔情史》、金昌国的《秋分》、翟妍的《长河长》等作品相继破土而出。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在阔大的生活中呵护起那束卑微又倔强的微光，或如高君所说，“向卑微纯洁和清醒的生活致敬”。我不太愿意将这种生机的到来归结于“东北文艺复兴”之类的媒体狂欢，就像有网络评论戏言“每个冬天，东北都要被‘文艺复兴’一次”。吉林文学从未消沉或有待复兴，它只是带着寒冬与这片黑土赋予的精神和气质，坚韧、恒久地兀自生长。
